时代洪流中的城市记忆读季剑青名胜的名与实

季剑青在《名胜的名与实》中这样阐释“名胜”这个概念：“顾名思义，名胜是指有名的游览地。之所以有名，不只是因为其景物优美，更依赖于它得以被广泛传播和接受的一系列复杂的文化实践。在古代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命名和吟咏对于名胜的形成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

在大众看来，所谓名胜，名气是排在前面的，景致是否优美倒显得无关紧要。作者在文中先后以陶然亭、花之寺两处颓败名胜为例，说明士大夫之流的文学化书写带给它们的影响。而后赞扬了俞平伯、凌叔华两位作家的写作，引出“重写”这一概念，认为聚焦于当下现实经验的书写使失去了光芒的名胜重新焕发了新的魅力。至此，作者开始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以林徽因考据天宁寺塔的年代一事，介绍了新知识分子与传统书写截然不同的两极分化。在处于转型期的民国时期，在国家现代化构建的过程中，名胜古迹该被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世代相承的文人传统又该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立足，它们究竟是新北京搭建过程中的阻碍，还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1 旧京中的新知识分子

林徽因在《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一文中从建筑史家的角度否定了传统文献对名胜古迹的主观记述，认为秉承科学严谨的态度考究历史才是现代国家国民应有的素质。林徽因代表了大部分民国新知识分子，他们几乎都有过留洋的经历，在文化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地位，生活条件优越，自由轻松地发表政治、文学等言论。

换句话说，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民国，在当时的北京，是上层精英，他们在体验地域文化和看待社会结构时必然有别于普通市民。董玥在《民国北京城》里就将新派知识分子们的立场概括为“国家视角”。他们的目光是处于时代前沿的，常常拿北京与西方城市相比，认为北京落后呆滞，急需创造全新的社会秩序与高效的市政管理。如果说北京当地人及旧京学者是在时间的纬度上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那么新知识分子们则是从空间的平面角度将北京与其他地域做着对比。然而他们同时又陶醉流连于皇家园林和文化古迹所带来的消遣，这些景点承载着历史底蕴，适合充当讨论文学与艺术的世外桃源。新知识分子们对帝京传统表现出的情感看似矛盾却合理。他们想舍弃的是平庸、下流阶层的北京，有意维持着联系的是现代化的都市北京[2]247。他们清楚自己和本地人是不一样的，而这种不同更多地体现在品味方面，三教九流聚首的中山公园等拥挤的公共空间是不能去的，否则便和旁人成为了一种阶层。

民国时期，北京以古都身份接受着现代化的开垦，交通铁轨穿过帝都城墙的建址，几百年的辉煌与繁盛被肢解得七零八落[3]。新知识分子们并不会因这样的事实为北京感到惋惜，他们居住于此，却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这座城有完完全全的归属感。只因为他们是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是观察着这座城市以及当地人的局外人[4]。城市新面貌的建设离不开他们，社会空间中的话语权也属于他们。北京不是情谊深切的故乡，而是国家行政的象征符号，是可以令他们大展拳脚的一方舞台。

季剑青在文中写道：“对名胜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对过去的态度。”天宁寺塔的悠久沧桑如何在几辈人的记忆中沉淀为历史并不是林徽因关心的问题。她明确地贬斥了历史文献的不准确性，也贬斥了世代传承的传统书写。作者由此谈到了传统的“断裂”。如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描述，无论是近代北京还是近代中国，都处于一种“两头不到岸”的过渡状态，“譬如泛舟，北溯固为断潢，南驶亦成绝港，缘延回洑，迷复循环，诘其所届，莫之能对”。但是林徽因等民国新知识分子是感受不到这种彷徨与断裂的，他们不觉得现代性是一种威胁，北京也不会流失某些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一开始接触的就是转型期的北京，他们不曾参与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唯有日军的铁蹄踏过这片土地，他们才能体会到自己的所有物被他人侵占的痛心，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新知识分子才把自己当成北京的一份子。

北京作为古都，也作为国家政治中心，所承受的期望的确过多了，古今兼收，中西汇聚。新知识分子倡导以西方发达城市为标杆使北京快速脱离旧日的呆板、落后，而普通民众及旧京学者眷恋着这座城市的传统景观与世俗的风土人情。季剑青讨论的正是该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如何将这座城市的悠久记忆与当下社会连接、整合。

文章来源：《风景名胜》 网址: http://www.fjmszzs.cn/qikandaodu/2021/0503/1019.html